历史上，美国的产业链发展与其全球扩张密切相关。美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策略经历了从国内经济自给自足到全球经济整合的转变，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１）“二战”前“美国体系”主导下的全产业链扩张。

美国在 “二战”前的发展崛起与其在20世纪全球产业链中的全方位扩张密不可分。美国建国初期，美国长期施行以高关税为特征的 “美国体系”，这种体系自19世纪30年代确立一直延续至 “二战”以前，逐步形成了以 “生产效率—内部改善—关税保护”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思想。在 “美国体系”等战略主导下，美国经济迅速腾飞，并逐步超过英国，成为全球工业第一强国。

（２）“二战”后“战略科技扶持”影响下的产业链外迁。

二战后，随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成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成为了新的历史潮流。美国从此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更多地集中资源于高端制造业和研发上，并逐渐放松金融管制。这导致了制造业的外迁和产业链的全球化。

（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制造业回流”尝试期。

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美国国内由于产业空心化和过度金融化而陷入经济停滞和高失业率的困境。为适应金融危机后美国所面临的 “制造业危机”和 “产业革命”两大时代挑战，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都一以贯之地推行以 “振兴制造业”为核心的 “再工业化”战略，以引导美国向实体经济回归。

美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战略的政策脉络体现了其从最初的商业战略到后来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反映了其对内外经济环境和安全威胁的适应与调整。总体经历了三大转变阶段：

一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供应链议题”萌芽期。

在这一时期美国逐渐提升对供应链问题的重视，“供应链安全”从政府议程中的政策附属议题转变为单独议题，但其整体定位仍是在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视野下的经济问题，更强调供应链的经济属性而非国家安全属性。

二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供应链安全”探索期。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通过重构全球供应链遏制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逐渐清晰，供应链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从单纯的经济问题转变为不容忽视的政治问题。

三是拜登政府时期的“供应链战略”主导期。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正式将 “供应链韧性”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推进，借助于大力调整经济政策，辅以政治与外交举措，来增强供应链对意外情况迅速反应并恢复正常的能力。届此，美国所推行全球供应链调整深受 “泛安全化”理念的影响，这种理念根植于拜登政府的 “供应链韧性”战略，其深层原因是国家安全，而直接原因则是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疫情蔓延。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深度调整，美国在高技术产品、市场份额、领先企业等方面的优势相对降低，美国政府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通过多种手段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以保障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竞争优势。在此过程中，美国建立了较完善的国家供应链安全框架。在拜登政府主导下，以应14017号行政令而生的 “供应链百日评估”为代表，逐渐形成了较完善的供应链安全评估体系，并增设专门机构开展不定期专项评估工作，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战略、法案及工作规范，促进供应链安全评估工作标准化，通过控制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形成在国际战略中的有效卡位。

同时，在战略实施的重点领域，美国围绕关键性战略产品，从产品和材料及其生产制造的全生命周期视角出发，系统评估供应链和产业链面临的风险，以及无法成功开发相关技术和产品所带来的供应链脆弱性程度，以有效应对各类内外部威胁；根据14017号行政令，美国得以形成了对包括对４类关键产品 （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以及医疗用品和原料药）供应链的综合评估结果，系统分析了该４类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与主要风险，并分别提出了针对型及通用型的政策建议，以加强关键供应链弹性、重建美国产业基础和创新引擎。

最后，从体系化应对举措看，拜登政府以应对 “供应链中断”为施政重点，在全面评估关键行业与产品供应链风险的基础上，以公私合作、议题导向、危机应对与常态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并辅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例如2019年发布的《特别301报告》）、提升先进技术实力（例如通过《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限制关键设备出口（例如在半导体产业链上游对华实施严格的出口限制）、实施针对性政策法案（例如启动 “购买美国货”规则）等手段，围绕产业链上中下游风险环节采取了一系列韧性维护的关键举措，以进一步在全球大变局下提升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绝对控制力与相对竞争力。